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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播國學經典

              養育華夏兒女

              劉禹錫

              唐代詩人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中國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劉禹錫詩詞作品
              劉禹錫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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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詩歌內容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歷、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云似雪,橋邊平岸如煙”(《和牛相公游南莊醉后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游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受道家影響,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作品風格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斗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游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并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絕句,也是別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劉禹錫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 后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說: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詞。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后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里,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里的交融。

              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蘊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并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并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說:“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里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于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于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著他辭賦的主題,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面、表達的情感內容,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系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范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并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征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針砭現實;或托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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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生活

              劉禹錫,其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劉勝,七代祖劉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生于大歷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并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他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和吟詩作賦,既聰明又勤奮,在做詩方面,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熏陶指點。

              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后,劉禹錫游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辟劉禹錫為掌書記。后隨杜佑回揚州,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

              貞元十八年(802年),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不久遷監察御史。當時,韓愈、柳宗元均在御史臺任職,三人結為好友,過從甚密。

              貶謫生涯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順宗即位。原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這時受到順宗信任進入中樞。劉禹錫與王叔文相善,其才華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參與對國家財政的管理。這段時間劉禹錫政治熱情極為高漲,和柳宗元一道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二王劉柳”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采取了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觸犯了藩鎮、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在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撲下,很快宣告失敗。順宗被迫讓位于太子李純,王叔文賜死,王丕被貶后病亡,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司馬事件”。行至江陵,再貶連州(今廣東連州市)刺史。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劉禹錫寫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得罪執政,被外放為連州刺史。劉禹錫被貶在朗州前后近十年。其間創作了大量寓言詩,表達了對當朝權貴的極大不滿,又寫了許多賦來表達自己不甘沉淪的雄心。由于接觸當地民間歌謠,從中吸取了營養,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在此期間,他還寫了多篇哲學論文,最重要的便是與柳宗元《天說》相呼應的《天論》三篇。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才與柳宗元等人奉詔還京。但不久又被貶謫到更遠的播州去當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諸人幫助,改為連州刺史。劉禹錫在連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喪才得以離開。

              長慶元年(821年)冬,劉禹錫被任為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刺史。

              長慶四年(824年)夏,調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

              寶歷二年(826年)奉調回洛陽,任職于東都尚書省。從初次被貶到這時,前后共歷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后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游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閑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后,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后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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