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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播國學經典

              養育華夏兒女

              杜牧

              唐代詩人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唐代詩人。杜牧人稱“小杜”,以別于杜甫。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后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詩詞作品
              杜牧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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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綜述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莊道學。杜牧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有比較正確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貌。杜牧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致婉約。

              詩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詩人杜牧之》認為,杜牧的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豪邁的,一是香艷的,前者“或為遣愁,或為吊古,或為感懷之作,多是用一種拗峭的筆調寫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種清新的筆調來輕描淡寫的,所以便不至滿紙都脂粉氣了”。王叔箱《詩人杜牧》認為,杜牧的“文是那樣的陳厚奇變,詩又是那樣的英姿雄發”,“他的詩辭旖旎動人,拗峭過甚,正以如此,有時也就流入纖巧了。不過要知道,元鎮、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等都是與他上下同時,他既不愿效風行一時的元白所創作的元和體,又不愿效溫李的晦澀;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矯時弊,立意必在奇辟。”繆錢《杜牧詩簡論》認為,杜牧詩中俊爽的風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風華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個唐代詩壇中是獨創的。這是杜牧平生憂國憂民的壯懷偉抱與傷春傷別的綺思柔情交織在一起而以藝術天才表現出來的特征。葛曉音《杜牧和他的詩歌》認為,“渴望為國立功的理想給杜牧的詩歌帶來了豐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氣概,但他的務實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從不帶有神仙世界的險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達的語言表現對生活美的敏銳感覺”方面特具的天賦,“他總是能從日常的景色中發現獨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種與意境最相和諧的情調,通過面的巧妙組織表現出來。”王西平、張田《杜牧詩歌藝術美淺析》`認為,杜牧詩歌的藝術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強烈坦蕩的詩情美”、“清新明潔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綜論》指出,杜牧在表現上多用率真直賦;寓理于詩;用拗折法,而反說(翻案法)和設問則是杜牧拗變的主要手段,從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風格。吳在慶《杜牧詩歌表現手法初探》認為,“他的詩歌之所以形象鮮明,富有感染力,這與他采用比喻、擬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對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關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設問深入、應用典故等表現手法對于開拓他詩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內涵,也不無作用。”“直抒胸臆、語法句式的倒置改變,這對于他古詩的豪爽勁健,惆攪不羈的風格有直接影響”,“而含蓄婉轉、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設問深入等更明顯地有助于他絕句的遠韻遠神、流情婉轉風格特色的形成。”

              古詩

              杜牧的古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善于將敘事、議論、抒情三者融為一體,氣格緊健,造句瘦勁,如《感懷詩》、《杜秋娘詩》、《張好好詩》、《李甘詩》、《郡齋獨酌》、《雪中書懷》、《落中送冀處士東游》、《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壓招以詩贈行》、《池州送孟遲先輩》、《題池州弄水停》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更常見的則是散文似的夾敘夾議。杜牧的古詩受韓愈的影響好發議論。但有時他用比喻、形象的語言進行議論,富有抒情勝。杜牧的古詩往往別有境界,寫得古樸純厚,雄豪健朗,如《池州送孟遲先輩》。晚唐詩風,氣格卑弱,多是律詩、絕句,很少有人能作長篇古詩,杜牧的古詩在中晚唐詩壇上也是出類拔萃的,他的這一類詩作,和以“俊爽”見稱的律、絕佳作,構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三個主要方面。

              絕句

              杜牧的絕句數量與律詩相當,亦有很高成就,一向享有盛譽。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云:“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于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云:“杜紫微詩,惟絕句最多風調,味永趣長,有明月孤映,高霞獨舉之象,余詩則不能爾。”“沈德潛認為杜牧絕句“托興幽微”,可稱盛唐絕之“嗣響”,把其特色概括為“遠韻遠神”。他的七絕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議論警拔、韻味雋永。詠史絕句,立意出奇,史識高絕。杜牧的寫景抒情絕句,意境幽美,韻味雋永,于盛唐七絕之外,別開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絕句體小詩加以描寫,含蓄精煉,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圖畫,如《江南春絕句》。

              律詩

              杜牧的律詩,其數量相當可觀,在《樊川文集》中約有一百余首,加上《樊川外集》與《別集》,約為一百六七十首。他的律詩在全部詩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藝術成就也很高,尤其是七律。杜牧詩歌俊爽峭健、雄姿英發的風格在律詩中最為突出。后代詩評家都曾指出,“拗峭”是杜牧律詩的特點。宋代劉克莊《后村詩話》云:“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明代楊慎云:“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為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于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杜牧在律詩中之所以“寓少拗峭”或“特寓拗峭”的原因就在于如清人趙翼所說的:“自中唐以后,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其弊。”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體格律而加以變化的詩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氣勢;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詩中所表現出來的與古體詩有某種相似的豪宕雄渾的意境。杜牧在律體中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現出一種勁直峻峭、氣力健舉的氣勢,以力矯詩壇平弱圓熟之風。杜牧的七律有較強的現實性,此外,杜牧的律詩時用古調,豪宕纏綿中別有一種古樸瀟灑的風韻。

              散文成就

              王西平、張田《略論杜牧的文和賦》較全面地論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賦,認為其主要特點是:一、筆鋒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征博引,條分縷析,說理充分;三、議論和抒情相結合,議論中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四、善于形象地描寫、敘述,鮮明生動,富于真切感。文章又指出,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他的文章從唐向宋過渡的印跡:一是開宋文明白曉暢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驕散結合的文賦基礎。寇養厚((論杜牧的散文》5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內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政論談兵的長篇政論文中,他們的藝術熱點是:縱橫設辯,文勢充沛。結構嚴謹,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驕相輝。而他的一些記人敘事抒情狀物的文章在藝術上也別開生面,獨具匠心。文章最后說,“杜牧在繼承韓愈所領導的古文運動優良傳統的同時,又能獨辟蹊徑,自成一家。”吳在慶《杜牧與韓愈古文運動》認為,從杜牧的創作主張及創作實踐看,他與韓柳、特別是韓愈的淵源關系是明顯的。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在對待文章的意、氣、辭的關系上,杜牧繼承了韓柳的觀點,又有所發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氣輔的主張,也與韓愈所說的“氣”的概念大體相同。三、在對待文章的詞采章句、文體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對韓柳的繼承和發展關系。文章最后指出,在晚唐時代,驕文隨著文風的浮艷有所發展的情況下,杜牧卻能反浮艷,堅持散體文的方向,力避用驕,實在比韓愈徹底。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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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余,關心軍事,后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于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后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波。在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于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由揚州赴長安就任監察御史。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并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于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后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并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后,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并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里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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