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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播國學經典

              養育華夏兒女

              脫脫

              元代詩人

              脫脫(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脫脫帖木兒,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兒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軍事家。元朝元統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遷中政使、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農歷十月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大改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至正十一年(1351年)修黃河民工起義,鎮壓抗元紅巾軍。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職流放云南,后被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假傳元惠宗詔令自盡。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復官。

              脫脫詩詞作品
              脫脫古籍名句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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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脫(Toqtaqu),字大用,蒙古蔑兒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出生在一個地位顯赫的貴族家庭里。

              伯父元朝大臣伯顏,元順帝妥歡貼睦爾即位后任中書右丞相,獨秉國政達八年之久;父馬札兒臺,仁宗以來即居要職,伯顏罷相后即任中書右丞相。脫脫的死使得他殫精竭慮修補元王朝統治的堤壩付諸東流,也成為元王朝走向崩潰滅亡的轉折點。

              脫脫自幼養于伯父伯顏家中。稍長,就學于名儒吳直方。

              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今屬浙江)人,儒學素養很深,曾與方鳳、謝翱、吳思齊等名儒交游過。后出游京師,任教于周王和世琜藩邸,和世琜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學正,脫脫父馬札兒臺對他的智謀大加贊賞,比之為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脫脫、也先帖木兒。

              吳直方是脫脫的啟蒙教師,后來成為脫脫的心腹幕僚。

              少年時代的脫脫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顯見的將才。但經吳直方的諄諄善誘,他接受了許多儒家文化,雖然不習慣于終日坐讀詩書的生活,他的進步依然是很明顯的。脫脫善書,書法剛毅有力,酷似顏真卿;畫竹頗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用儒家標準做人,他立下了“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元史·脫脫傳》)的志向。

              15歲時,脫脫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憐口怯薛官。文宗圖帖睦爾即位,他漸被擢用,天歷二年(1329)任內宰司丞兼成制提舉司達魯花赤,不久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1331)授虎將、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妥歡貼睦爾即位后,伯父伯顏有翊戴之功而獨攬大權,他亦隨之飛黃騰達,元統二年(1334),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升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1335)在挫敗前右丞相燕鐵木兒子唐其勢余黨塔里、塔剌海等的戰斗中,立有戰功,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進為御史大夫。

              伯顏是武宗海山的舊臣。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鐵木兒發動政變,是擁戴文宗圖帖睦爾奪位的第二號大功臣。燕鐵木兒死,順帝即位,伯顏獨攬大權。唐其勢不滿,發動兵變,反被伯顏執殺。此后,伯顏“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元史·伯顏傳》)。脫脫是伯顏的親侄兒,當然視脫脫為親信,曾企圖以脫脫為宿衛,以監視妥歡貼睦爾的起居。脫脫雖自幼養于伯顏家中,但目睹伯顏倒行逆施,勢焰熏灼,深感事態嚴重,慮一旦事敗,伯顏有殺身之禍,自己也會受牽連。于是一場以家族內部斗爭為形式、關系到政權易人和政策變化的政變正在醞釀著。

              開始,脫脫與生父馬札兒臺進行商議。脫脫對其父說:“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雖然也感到事態嚴重,但不敢貿然付諸行動。脫脫乃問計于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脫脫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耳。”脫脫頓足曰:“吾意決矣。”吳直方引經據典,為脫脫鼓氣,終于使脫脫下了鏟除伯顏的決心。

              進一步采取行動的關鍵是取得妥歡貼睦爾的支持和贊同。妥歡貼睦爾雖然年輕,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脫脫測知伯顏擅權,“帝患之”;伯顏矯旨擅殺郯王徹徹禿,貶走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帝益忿之”;伯顏胡作非為,“帝積不能平”。特別是至元四年(1338)脫脫獲知伯顏與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文宗后)謀立燕貼古思(文宗子)而廢妥歡貼睦爾,把此事告訴了吳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為之防”(權衡《庚申外史》)。因而,脫脫與妥歡貼睦爾之間是有共同思想基礎的。但是在宮廷復雜的環境里,在伯顏的淫威下,妥歡貼睦爾未敢輕易表態,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魯對脫脫反復試測后才釋去疑心,表示支持脫脫采取行動。

              至元五年(1339),脫脫曾兩次準備下手,均因準備不足而未下手。這一年,脫脫與伯顏的矛盾實際已經暴露。十一月,河南省臺掾史范孟因不滿其地位低下,假傳圣旨矯殺行省長官,命原河南廉訪使段輔居省中權事,自命為河南都元帥。五天后事泄被殺。這件事因牽連廉訪使段輔,伯顏大怒,命御史臺臣上章言漢人不可為廉訪使。作為御史大夫的脫脫與吳直方商議,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故御史臺臣上章被妥歡貼睦爾駁回。伯顏知出于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元史·脫脫傳》)再加上脫脫增兵宮門的事,使伯顏對脫脫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顏約妥歡貼睦爾去柳林打獵,妥歡貼睦爾托疾不去。伯顏遂邀太子燕貼古思同往。脫脫密告妥歡貼睦爾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脫脫遂與世杰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士兵及宿衛士控制京師,先收京城門鑰,由親信列布城門下。當夜,妥歡貼睦爾在玉德殿詔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見;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30 騎抵柳林太子營,連夜將燕貼古思接回京師;即起草詔書,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奉詔前往柳林。詔書稱:“伯顏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今命伯顏出為河南行省右丞相。”(《庚申外史》)

              天明,大都城門緊閉,脫脫倨坐城門上等候。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傳圣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并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要求入京向皇帝辭行,不許。所領諸軍見伯顏失勢,紛紛散去。伯顏無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顏于南恩州陽春縣(今屬廣東)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龍興路(治今江西南昌)驛舍。

              脫脫與伯顏的斗爭雖然是元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奪權利的斗爭,但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社會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漢法”以來,蒙古貴族內部圍繞著繼續推行“漢法”還是抵制“漢法”的斗爭一直很尖銳。伯顏擅權以來,排斥漢人,廢除科舉,采取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場罕見的抵制“漢法”運動。脫脫雖為伯顏之侄,從維護元朝統治的根本利益出發,他不滿伯顏的“變亂祖宗成憲”,因而發動了一場在皇帝支持下的政變,驅逐了伯顏。有些士人稱此舉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當他卒于龍興路驛舍后,有人題詩于壁云:“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伯顏被逐后,妥歡貼睦爾命脫脫之父馬札兒臺為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為知樞密院事,脫脫弟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馬札兒臺上臺后,于通州置榻坊,開酒館、糟坊,日至萬石,又販運長蘆、淮南鹽、熱衷于經商斂財。脫脫讓參政佛嘉問向皇帝上奏章彈劾,迫使馬札兒臺辭職,“養疾私第”,仍為太師。是年十一月脫脫出任中書右丞相。

              脫脫上臺后,即大刀闊斧地廢除伯顏“舊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稱“更化”。當時,妥歡貼睦爾圖治之意甚切,對脫脫十分信任,把國家大事交給脫脫處理。吳直方在幫助脫脫決策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國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無不行”,那么,脫脫更化與“儒術治天下”就產生了必然的聯系。

              三史修撰

              脫脫在執政期間還主持修撰遼、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顏專權時辭歸的儒臣這時紛紛應召入國史館,脫脫受命為三史都總裁官,以中書平章政事、康里人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經過挑選淘汰確定了一批修史官,他們之中除漢人外,還有畏兀兒、哈剌魯、唐兀、欽察等族的史學家。如此眾多的少數民族學者參加修史,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僅見的。脫脫雖然沒有秉筆修史,但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都總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學田錢糧為修史費用,解決了經費困難問題;遼、金、宋三朝誰為“正統”問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影響修史開展,脫脫主張三史分別撰寫,各為正統,一律平等對待,“議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開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遼史》,脫脫命掾史儀禮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甚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總共只用了兩年半時間,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礎外,主要是因為脫脫這位都總裁官用人得當,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時,脫脫已辭去相位,故以中書右丞相阿魯圖、中書左丞相別兒怯不花為“領三史事”。

              開河變鈔

              脫脫第一次執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個月,除因論證不足強行開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毀、丁夫死傷、勞而無功外,其他措舉大體得當,朝政為之一新,漢儒們“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皇帝用功讀書,注意節儉,頗有“勵精圖治之意”(《元史·脫脫傳》),脫脫治國有方,“中外翕然稱為賢相”。

              至正四年五月,脫脫因病辭相。七年六月,馬札兒臺被右丞相別兒怯不花彈劾,帝命徙甘肅,脫脫力請同行以照料父親,遂居甘州(今甘肅張掖)就養。十一月,馬札兒臺病死,脫脫回京師。八年,命脫脫為太傅,負責東宮事務。

              脫脫辭相后,阿魯圖、別兒怯不花、朵兒只先后任右丞相。這段時間有5 年多,妥歡貼睦爾雖仍有勵精圖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從整體來說,元朝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災頻仍,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此起彼伏,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面對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妥歡貼睦爾于至正九年(1349)閏七月命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

              脫脫復相后,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下決心治理這瘡痍滿目的社會。當時擺在脫脫面前的有幾大棘手的難題:

              第一、河患引起的嚴重財政危機。

              脫脫辭相后僅一個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六月,又北決金堤。沿河郡邑,如濟寧路(治今山東巨野)、曹州(今山東菏澤)、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東平路(治今山東東平)等所屬沿河州縣均遭水患。元廷對之束手無策,以致水勢不斷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先是淹沒濟寧路諸地;繼而“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元史·賈魯傳》),大有掐斷元王朝經濟命脈之勢。運河中斷將危及大都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水浸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鹽場,將會使元廷財政收入急遽減少。本來已經空虛的國庫面臨著新的危機。

              第二、河患加劇了社會動蕩不安。

              自從河患發生以來,河泛區的饑民和流民紛紛起來反抗,有的劫奪商旅,有的打擊官府,所在有司無可奈何。全國各地不斷爆發起義;至正四年七月,山東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活動于魯、晉、豫一帶;六年六月,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爆發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七年十月,全國發生起義達二百余起;八年春,臺州黃巖(今屬浙江)鹽販方國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遼東鎖火奴和遼陽兀顏魯歡分別自稱“大金子孫”,起兵反元;九年,冀寧(今山西太原)平遙等縣有曹七七起義;十年,江西鉛山、真州(今江蘇儀征)、泰州(今屬江蘇)均有農民起義。

              第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

              脫脫去相后,以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為首的一派與脫脫父子有舊怨,別兒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韓嘉納、右丞禿滿迭兒等10 人,結為兄弟,曾彈劾馬札兒臺,使之遠徙甘州。康里人哈麻與弟雪雪,因其母為寧宗的乳母,兄弟倆充宿衛士,為妥歡貼睦爾所寵幸。脫脫為相時,哈麻官任同知樞密院事,對脫脫百般趨附。脫脫去相后,遭到別兒怯不花等攻擊,哈麻在妥歡貼睦爾處竭力為之辯護。至正九年,太平、韓嘉納支持御史斡勒海壽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歡貼睦爾不得已奪哈麻、雪雪官職,而太平、韓嘉納、斡勒海壽等均被貶官。未幾,脫脫復為右丞相,為報答哈麻辯護之功,對太平等人進一步打擊報復,使太平謫居陜西,別兒怯不花謫居般陽,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干致死,禿滿迭兒出為四川右丞,途中被殺。脫脫重新召用哈府,從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至于官貪吏污、紀綱廢弛、賦役不均等,已是積重難返的社會現象,脫脫復相后根本顧不上去治理這些問題。當務之急是解決財政危機和治理黃河。

              解決財政危機最快的辦法是變更鈔法。因為從至元后期以來,紙幣發行猛增,不斷貶值,以后歷代大量印鈔,到至正年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再加上偽鈔橫行,鈔法已經敗壞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議變鈔,吏部尚書偰哲篤支持變鈔,并提出了以紙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的方案。脫脫會集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進一步商議。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反對最堅決,但遭到了壓制,脫脫終于下決心實行變鈔。妥歡貼睦爾批準了中書省的變鈔方案,下詔曰: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愛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貨志》)變鈔的具體辦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鈔”(實際上是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二貫,而至正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了一倍,兩鈔則并行通用。二,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歷代舊幣通行,使錢鈔通行,并以錢來實鈔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鈔與通寶同時發行,結果很快就出現了通貨膨脹。“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 貫),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變鈔的最后結果是完全失敗。

              在實行變鈔的同時,脫脫決心治理黃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時,元廷于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命賈魯為行都水監使,專治河患。賈魯經過實地考察、測量地形、繪制地圖,提出二策:“其一,議修筑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元史·賈魯傳》)。但他的建議未被采納。九年,脫脫復相后,專門召開治河討論會,賈魯以都漕運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張,并進一步強調“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元史·成遵傳》)。脫脫當機立斷,取其后策。并不顧工部尚書成遵等抗爭,堅定地說:“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脫脫傳》)脫脫明知“此疾難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險,還是堅決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難治,越難治,饑民、流民問題越嚴重。脫脫是把治河當作制止“盜賊滋蔓”的重要手段來加以認識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歡貼睦爾正式批準治河,下詔中外,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13路民15 萬人,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軍18 翼2 萬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畢,諸埽堵堤建成。整個工程計190 天。賈魯按照他的疏塞并舉、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鎮壓起義

              在魯治河之時,白蓮教主韓山童等抓住時機,鑿好獨眼石人一個,預先埋于黃陵崗,散布民謠:“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五月初,韓山童與劉福通等在潁州潁上(今屬安徽)發動起義,元末農民戰爭爆發。

              潁上起義爆發后,韓山童雖遭官府捕殺犧牲,劉福通則在占領潁州成功后,迅速進據河南朱皋、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眾至10 萬。同年夏,彭瑩玉兵起淮西。八月,邳縣人李二(芝麻李)、趙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領徐州;麻城人、鐵工鄒普勝,羅田人、布販徐壽輝起兵蘄州(今湖北蘄春南)。十月,徐壽輝克蘄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權。十二月,王權(布王三)、張椿等攻占鄧州、南陽,稱“北瑣紅軍”;十二年正月,孟海馬等攻占襄陽(今屬湖北),稱“南瑣紅軍”。二月,定遠人郭子興等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紅中軍幾乎同時而起,來勢之猛為元廷所料不及。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脫脫的心情是極其復雜的。當初廷臣議論治河時,有人認為中原必亂,脫脫把不同意見者壓制下去后,豈料中原果然大亂。于是急忙遣兵鎮壓,結果事與愿違,起義烈火越撲越旺。所以在議政時,脫脫總是諱言這傷透腦筋的事。一日,妥歡貼睦爾把脫脫召去,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一時竟無言以對。

              丞相的對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緊對漢人、南人的防范。凡議軍事,漢人、南人官僚必須回避。一日,脫脫奏事內廷,事關兵權,回頭看到中書左丞韓元善、中書參政韓鏞隨后而來、脫脫立刻命守門人攔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歡貼睦爾:“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庚申外史》)有一次,中書省吏員抱文牘,題為“謀反事”,送到脫脫處,脫脫視其牘,改題為“河南漢人謀反事”。這兩件事說明,在關系到蒙古貴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脫脫仍然要借助民族壓迫政策來維護其統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鎮壓方式。潁州起義爆發后,脫脫曾派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率阿速軍鎮壓,結果大敗而歸;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兒等率十余萬軍進兵河南,結果在沙河不戰而潰。脫脫還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義兵來鎮壓起義軍,其中以沈丘(今安徽臨泉)的察罕帖木兒和羅山的李思齊最為兇狠,對中原紅巾軍威脅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脫脫親率大軍出征徐州。當芝麻李等占領徐州后,盡有徐州附近州縣,徐州地處黃河與運河交匯處,因此紅巾軍切斷了通過漕運對大都的物資供應。九月,脫脫破徐州,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芝麻李被殺。脫脫班師回朝,妥歡貼睦爾加其為太師,于徐州為脫脫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績。

              徐州紅巾軍被鎮壓后,元軍聯合各地地主武裝對北、南、西各部紅巾軍進行了瘋狂的鎮壓,使各路紅巾軍被迫轉入低潮。

              貶死

              在一派至正中興、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歡貼睦爾為首的統治集團進一步腐化墮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脫脫復相后,對哈麻兄弟深為感激,提升哈麻為中書右丞。但脫脫對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脫脫改哈麻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對脫脫懷恨在心。哈麻為取悅于皇后奇氏和皇子愛猷識理達臘,找脫脫商議授皇太子冊寶禮事,脫脫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進西天僧教妥歡貼睦爾運氣術,哈麻的妹婿、集賢大學士禿魯帖木兒亦薦西天僧伽磷真來教“演揲兒”法(漢語“大喜樂”),使之修成房中之術,誘導妥歡貼睦爾淫樂。禿魯帖木兒與老的沙等十人結為“倚納”,引進公卿貴族家的命婦和街坊良家婦女到宮中,供妥歡貼睦爾和倚納們玩樂,君臣全然不顧羞恥,男女赤身裸體作樂。丑聲穢行,著聞于外,脫脫對哈麻一伙益加痛恨。這時,脫脫利用戰爭停息之時,對農業生產抓得頗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臺建議,屯田京師地區,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自領大司農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凡系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召募農夫諸費,給鈔500 萬錠,以供其用。當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東等處立分司農司,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筑圍堰之人各1000名為農師,教民播種,所募農夫,每名給鈔10 錠。

              正當紅巾軍暫時失敗之時,泰州白駒場(今屬江蘇東臺)鹽販張士誠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郵。十四年正月,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誠破揚州,南北運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歡貼睦爾再命脫脫出師,南征高郵。其詔書語句頗為懇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董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將,號稱百萬,連“西域西蕃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元史·脫脫傳》)。十一月,元軍抵高郵,雙方戰于高郵城外,士誠大敗,退入城中不出。元軍分兵破六合、鹽城、興化等地。

              脫脫出師之前,命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以輔助其弟也先帖木兒代理朝政。汝中柏認定哈麻必為后患,勸脫脫除之。脫脫猶豫不決,命與也先帖木兒商議。也先帖木兒向來無能,又認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從。哈麻獲悉后,將脫脫拖延皇太子冊寶禮等事,挑撥奇皇后、皇太子與脫脫兄弟關系。脫脫出師后,妥歡貼睦爾命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大權在握,即唆使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奏劾脫脫兄弟,奏章稱:“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自隨。又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習益著。”妥歡貼睦爾輕信讒言,又害怕脫脫成為伯顏第二,先罷也先帖木兒職,又下詔削脫脫兵權。

              詔書到達軍中之時,參議龔伯遂對脫脫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下抗也,君臣之義何在?”不從,遂交出兵權,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為總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言畢,拔刀刎頸而死。妥歡貼睦爾臨陣易將,高郵城下百萬元軍亂作一團,“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高郵戰役元軍不戰自潰,是元末農民戰爭的轉折點,從此,各路農民起義軍轉被動為主動,重新掀起規模更大的武裝起義高潮。大約過了10 年后,監察御史們上書說:“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涂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元史·順帝紀》)脫脫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十五年三月,詔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治今云南騰沖西),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籍沒。十二月,哈麻矯旨遣使鴆死脫脫于云南貶所,時脫脫年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詔復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哈剌章、三寶奴召還朝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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