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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播國學經典

              養育華夏兒女

              曾國藩

              清代詩人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謚文正,漢族,出生于湖南長沙府湘鄉縣楊樹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晚清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清朝戰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曰文正。

              曾國藩詩詞作品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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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成就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后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軍事功勞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創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咸豐四年(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岳州、靖港敗于太平軍,接連吃敗戰,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后沉靜自省,重整旗鼓,復占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湖南。咸豐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氣勢如虹;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蕓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萬余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曾國藩入南京后,信守對將士們的諾言,「……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記》)曾國荃殺人如麻,縱兵焚城,「雪帥」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后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

              湘軍將帥之廉勇,軍紀之嚴明,是其勇猛善戰的重要原因,亦使湘軍威震天下。由此,戰亂各省紛紛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風,后人有“天下無湘不成軍”之說。

              思想學術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并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處世交友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疆場競斗

              曾國藩以編練湘軍起家,書生治國,鎮壓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其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治軍以嚴明軍紀為先,同時著意培養“合氣”,將士同心,他認為“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選擇有四點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實識,四曰營務整齊”。曾國藩軍事思想中最豐富并值得今人借鑒的是其戰略戰術。如“用兵動如脫兔。靜如處女”,主客奇正之術,“扎硬寨,打死仗”,水師不可順風進擊,善擇營地,“先自治,后制敵”,深溝高壘,地道攻城之術,水陸配合,以靜制動,“先拔根本,后翦枝葉”等等。

              治家方略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里,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绔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潘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茍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家子弟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里,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書法作品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于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于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范。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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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書堂“求缺齋”,與袁芳瑛的“臥雪廬”是湖南當時最大的藏書樓,長女嫁給袁芳瑛的兒子袁秉楨。袁芳瑛是版本目錄大家,同時他又與莫友芝關系密切,都是道光、同治年間著名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者。藏書中有宋版《莊子》及《施注蘇詩》,乃罕見之書。“富厚堂”原稱“八本堂”,自取“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條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忘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的家訓,曾紀澤據《后漢書》“富厚如之”而改現名。“富厚堂”內,藏書曾達30余萬卷,超過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山東聊城海源閣、江蘇常熟鐵琴銅劍樓、浙江宋樓、杭州八千卷樓,是近代私人藏書第一樓。藏書樓建于同治六年(1867),分“公記”、“樸記”、“芳記”三部分,“公記”收藏的是曾國藩讀過、批示過的書籍,以經、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舊槧為主;“樸記”收藏的是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常用書籍;“芳記”為其次子曾紀鴻(1848~1881)夫婦藏書。曾氏藏書獨到之處,是由于曾氏家族本身與中國近代史的關系,從而保存了豐富的奏稿、書信、日記等家藏史料。《李秀成供詞》副本就藏于富厚堂“公記”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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