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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播國學經典

              養育華夏兒女

              徐渭

              明代詩人

              徐渭(1521—1593),漢族,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中國明代文學家、書家、軍事家。民間也普遍流傳他的故事傳說,關于他年輕時如何聰明,后來如何捉弄官宦等。

              徐渭詩詞作品
              徐渭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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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成就

              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明代的詩壇,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于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并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象,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并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后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

              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于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雜劇《歌代嘯》,小說《云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文長所作。

              書法成就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第四”。

              徐渭超越了時代,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齡曾說過其書法“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 。袁宏道則稱:“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矣!”(《徐渭集四-附錄》《徐文長傳》)

              徐渭書法和書法觀的產生,與明中、晚期整個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的。俆渭書法也是對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黃、米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所說的“時時露己筆意”(《中國書法全集-徐渭》,411頁)的審美精神。他的原話是:“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并其須眉軀干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如果說徐渭的行書已用“己意”實現了對傳統筆法的改變,那么,最大的改變是那些高頭大軸的中堂行草書。以前說“董其昌破壞了墨法”,在這則要說“徐渭破壞了筆法”。徐渭在書法從卷冊翰札的文房把玩轉向廳堂展示審美的變革中,實現了作品創作中筆法的改造。《代應制詠劍草書軸》和《代應制詠墨草書軸》是其代表作。徐渭這種借鑒于繪畫的點畫表現方法,是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破壞。對于書法藝術這種美術化傾向的改變。 劉正成《書法藝術概論》)

              美術成就

              潑墨寫意畫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 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家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書畫、詩文、戲曲等方面均獲得較大成功。他的寫意水墨花鳥畫,氣勢縱橫奔放,不拘小節,筆簡意賅,用墨多用潑墨,很少著色,層次分明,虛實相生,水墨淋漓,生動無比。他又融勁健的筆法于畫中,書與畫相得益彰,給人以豐富的想象。

              似與不似之間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沖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虬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面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干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復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藝術的加工,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呵成,驅墨如云,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干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制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只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 (《復初齋詩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書中有畫,畫中有書

              徐渭是一個書法家,在繪畫中,他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于畫中,使人覺得他的潑 墨寫意畫簡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蒼勁書法。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陶庵夢憶》)他的《墨葡萄圖》,墨的濃淡顯示了葉的質感,題詩的字體結構與行距不規則,如葡萄藤蔓一樣在空中自由延伸,書與畫融為一體。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當然,王維畫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了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

              畫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么你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筆端,創造了一幅又一幅驚世駭俗的水墨名畫。他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傳至今的較多,著作有:《四聲猿》、《南詞敘錄》、《徐文長佚稿》、《徐文長全集》等;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等。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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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嘉靖年間著名詩人家,書法家,戲曲家,民間文學家 ,美食家,歷史學家。與解縉、楊慎并稱“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鄭板橋對徐文長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稱“青藤門下走狗”。

              生平概述

              徐渭,明朝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為侍女小妾,少年時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讀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余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 十歲仿揚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性格豪放,“指掌之間,萬言可就。”二十歲時成為生員,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縣潘克敬女為妻,接下來八次應試不中,“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于時。”

              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徐渭二十三歲,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煉、錢鞭、姚林、諸大綬、呂光升號“越中十子”。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陰城東賃房設館授徒,后來為浙閩總督作幕僚,曾入胡宗憲幕府,一切疏計,皆出其手,又出奇計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憲于舟山捕獲白鹿,徐渭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等并獻于朝中,視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學士姚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又代作《賀嚴公生日啟》,吹捧奸相嚴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憲以“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捕,獄中自殺,徐渭作《十白賦》哀之。李春芳嚴查胡宗憲案,徐渭一度因此發狂,作《自為墓志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精神幾近失常,幾近癲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發病時殺死繼妻張氏,下獄七年。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

              萬歷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為狀元張元忭等所救出獄,出獄后已53歲。

              從此潦倒,痛恨達官貴人,浪游金陵、宣遼、北京,又過居庸關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結識蒙古首領俺答夫人三娘子。

              萬歷五年(1577年)回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徐渭晚年以賣畫為生,但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有書數千卷,后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吊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后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以73歲高齡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

              細述生平

              明清兩代,出現過不少多才多藝的文人。不過象徐文長那樣,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能獨樹一幟,給當世及后代留下深遠影響的,卻也頗為難得。他的詩,袁中郎尊之為明代第一,他的戲劇,受到湯顯祖的極力推崇,至于繪畫,他更是我國藝術史上成就最為特出的人物之一。

              才名早揚

              徐文長,名渭,文長是他的字。又號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陰(今紹興)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親徐鏓做過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納妾生下徐文長,在文長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長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到十四歲,苗氏死后,隨長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歲入贅潘家。雖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長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個婢女,在家中自然毫無地位。嫡母苗夫人將徐文長當作親骨肉撫養,寄予期望;但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在文長十歲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門。幼年奪母,對徐文長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雖然二十九歲那年他得以把母親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懷這件事情。由于徐文長是庶出,而兩個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長二三十歲,所以徐文長在家中也沒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時考秀才未取,在給督學官員要求復試的上書中這樣說道:“學無效驗,遂不信于父兄。而況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顯得很悲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長入贅婦家,生活當然也不那么自在。一個機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長成,自然容易養成執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長生性極為聰慧。他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二十來歲時他與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據說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為難徐文長,指著席上一件小東西請他作賦,暗中卻命童仆捧上丈余長的紙卷。徐文長立身把筆,一氣寫盡,驚倒了滿座的人。另外有一個關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顯他的聰明才智,在他年幼時,還在上私塾,老師看他聰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讓他拿著兩個水桶去汲水,期間要度過獨木橋,當時徐渭尚小,力氣也不足,自是困難,但是塾師看見徐渭高興地抬水回來,驚問方法,他高興地說: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輕松多了!當時尚無浮力一說,文長的聰敏,讓老師大加贊賞。

              屢試不售

              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文長,一向頗有些自負自傲,對功名事業充滿了向往,然而在科舉道路上卻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他結結巴巴地考中了個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其間二十六歲時喪妻,從潘家遷出,以教書糊口;三十七歲時應胡宗憲之邀,入幕府掌文書。徐文長在科舉中一再失敗,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譜》,還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句:“雞鳴紫陌曙光寒”,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

              從戎幕到牢獄

              徐文長通常給人以恃才縱誕的印象,不過他也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嘉靖時期,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于兵備松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徐文長一方面以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后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這些文章大都寫得比較切實,不同于一般的書生議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長以才名為總督東南軍務的胡宗憲所招,入幕府掌文書。這是徐文長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入幕之初,他為胡宗憲作《進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對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優容。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說:徐文長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贊。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參見時都不敢抬頭,而徐文長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

              當然在幕府中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胡宗憲出于各種原因,與權臣嚴嵩來往甚密,而徐文長是痛惡嚴嵩的,他最親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參劾嚴嵩而遭到殺害。但徐文長又不得不代胡宗憲寫了一些吹捧嚴嵩的文字,這真是文人的悲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來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文長也就離開了總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死于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徐文長生性本來就有些偏激,連年應試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志銘》,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后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復發作,反復自殺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長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牢。

              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后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文長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長坐了七年牢,終于借萬歷皇帝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長已經五十三歲了。

              潦倒晚年

              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徐文長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對國事的關注卻老而未衰。出獄后,他先在江浙一帶游歷,登山臨水,并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歷四年(1576)夏,徐文長年輕時代的朋友,這時已經做到宣化巡撫、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長在宣化幕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于邊防的策略。當時張居正主持國政,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文長對此表示贊賞。他在吳兌那里受到敬重,無奈身體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

              六十歲時,徐文長應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系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文長卻生性放縱,不愿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制徐文長,這使徐文長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使徐文長情緒郁憤,舊病復發,便于居京三載后重歸家鄉。此后,徐文長就再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里,徐文長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據說有人來訪,徐文長不愿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長似乎特別嗜蟹,許多題畫詩記載了朋友們用活蟹來換他畫蟹的經過。最后幾年,徐文長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大文學家藝術家凄涼的晚境。1593年,徐文長去世,年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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